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显示出其独特优势，并在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认同建构中不断释放创新动力。基于数据和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容易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专业发展框架在一个僵化的程序结构中。在不断追求计算理性的过程中，传统教师的专业角色受到强烈冲击，导致教师在专业工作、知识转移、道德修养、管理决策等方面失去角色优势。改变教师自身角色认知、重塑教师身份属性和内在意义的诉求日益强烈。
人工智能挑战教师角色的独特性。
教师角色是指社会对教师职能和地位的期望和要求，教师职能的复杂性决定了教师具有多种身份角色。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教师角色的独特性将面临重大挑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消除教育者角色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虚拟教师、智能导师、智能学习同伴逐渐普及应用，大量教师工作将逐步由智能机器人完成，教师职业认同面临“淘汰挑战”。首先，人工智能作为提高教学效率的“教育工具”，其教育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益功利化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使得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人-技术”关系走向对立格局成为可能。其次，人工智能在动态采集教育数据、进行精准教学、定制高效学习程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独特优势。它在教学实施、课堂管理、知识存储等方面的精准性和高效性，让人们对人工智能将在多大程度上禁止教师职业认同越来越恐慌和焦虑。
第二个挑战是消除知识权威的作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关注教师的课堂知识转移，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相对简单，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身份相对稳定。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和机器拥有比人脑多得多的知识存储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海量信息和知识在终端设备和互动媒体上涌现，学生获取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不断扩大，极大地冲击了师生之间不对称的知识拥有关系。受限于个人精力有限、专业素养欠缺、教学环境和模式固化等因素，教师的知识获取速度远远落后于智能时代的知识创造和传播速度，面对智能机器和大数据，教师的知识更新速度和存储能力微不足道。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教师传统的知识权威角色将逐渐被削弱和拆解。
第三，是失去修身者角色的挑战。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和精神交流是教师落实“以德育人”教育理念的关键，而人工智能支持的新学习模式无疑会给师生互动带来新的困惑和挑战。与传统教育相比，过度依赖程式化、数据化的技术工具，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道德和人性培养中的情感互动和关怀。在情感捕捉、智能语义识别等技术的控制下，师生之间的交流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实则是人与数据、算法之间的交流。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的教学和管理，弱化了师生交流中的人文维度。这样一来，人工智能驱动的在线交流挤压了师生情感对话的行动场域，难以在师生对话过程中持续展现师生双方的生命价值和人性立场。教师在扮演道德人角色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旁观者”，面临尴尬的“格格不入”困境。
第四，管理决策者的角色取决于挑战。在教学设计与实施、班级管理、课程开发与实施的过程中，教师总是面临着许多行动和决策，即教师也具有管理决策者的身份。随着教育决策过程智能化升级成为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部分教师开始过度依赖教育大数据和算法分析的结果，从而丧失了教师作为行动决策者的主观价值、主观能动性和职业敏感性。假以时日，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部分教师决策的主要依据，更多的行动决策问题会交给人工智能算法。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逐渐模糊教师对自身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导致教师在管理决策过程中忽视其在教育实践中的独特智慧，甚至过度遵从或依赖基于智能技术的教育决策和管理方案。
重构教师角色的行动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挑战，迫切需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技术”关系，厘清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存在价值。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重塑可以聚焦以下四条行动路径。
首先，在专业工作方面，教师应该从对技术的恐惧转向胜任技术。教育是对人的灵魂的教育，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和教师职业不是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人-技术”的合作关系。因此，教师需要改变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和抗拒，主动将智能技术能力要素纳入专业素养框架，提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和配合能力，积极构建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的创新路径，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各种优势，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平衡。例如，教师可以依靠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智能学习和评估工具等。并将自己从常规的程序化教学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非预设、非线性的教学工作中，形成一个补充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人机协同架构。
第二，就知识地位而言，教师要从传递知识走向建构知识。一方面，教师知识权威的重构要基于对专业知识的建设性认同，因此教师要摒弃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角色，正确审视和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成和流通方式，在智能教育环境下，基于在线对话、交流、共建共享，提供支持学生知识学习和交流的方法、工具和资源。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属性的多变性，教师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积极学习包括学科专业知识和人工智能应用知识在内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智能教育素养，不断激发自己对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成、筛选和共享的理解和创造力，促使自己成为知识建构的引导者。
第三，在德育方面，教师要从算计的立场走向人本主义的立场。从育人的角度来看，虽然计算机等技术手段取代了部分教师的工作，但学校教育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教育是人的活动，师生关系重在对话与交流。与人工智能相比，教师的反思能力、批判能力、直觉思维和同理心等先天素质，使他们能够超越“教”的行动边界，更多地承担起“育人”的使命。因此，面对师生关系异化、价值观偏差、伦理风险等现实问题。这可能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具有“道德修养”地位的教师迫切需要在受数据和算法影响的师生互动空间中探索品格修养之道，在育人道德修养中铸牢人文立场，从而成为学生道德教育的引路人。
第四，在管理决策方面，教师要从行动依赖走向理性活动。当教师的管理决策完全被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结果所控制时，他们的行动主体性和角色能动性会逐渐被基于数据智能的个性化管理决策系统所侵蚀。因此，教师管理决策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应该从过度依赖转向有机融合，即教师要从“算法数据的奴役者”成长为“理性主动的自主者”。人工智能虽然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适应能力，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类能力的自我延伸，在教育行动决策中只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教师仍需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基于自身经验和对学术数据、教学数据的智能分析，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教育智慧和专业素养，制定出能够展现自身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的精准管理决策方案。
